大律师陈京生呼吁法律界动员港人携手捍卫法治

资深大律师、给人严谨谨慎印象的前大律师公会主席陈京生认为,中国香港目前的法治困境是自1997年以来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特别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解释已经从解释演变为创立法,进一步影响了法治。

他向香港人和法律界发出信息,呼吁他们共同捍卫中国香港的法治。

陈京生在担任中国香港大律师公会主席期间经历了23次立法和政治改革。卸任后,他经常谈到中国香港法治下的人权状况。

2014年6月27日,他和其他六位前大律师公会主席展开了一场黑色静默游行,表达他们对国务院发表的“一国两制”白皮书的不满,该白皮书破坏了中国香港的司法制度和司法独立。

2015年7月19日,陈京生和其他12位前律师协会主席发起了一场全球联合运动,支持大陆100多名被捕的人权律师。

2016年,陈京生与法律界选举委员会其他成员就梁天奇的回避发表联合声明,指出选举主任判定候选人提名无效的主观政治判断是非法的政治审查。

陈京生可以在近年来的“七一游行”中看到。

2015年7月,包括陈京生在内的13名前律师协会主席签署了一份联合请愿书,支持中国大陆100多名被捕律师,他们都得到当时30个合法选举委员会的支持。

(新纪元资讯图片)中国北京在香港法治中的角色令中国香港大律师公会主席陈京生担忧,他曾于2003年及2004年接受本报专访,谈及香港人关注的法治问题。

他强调,法治是中国香港成功的基石。中国香港以法治闻名。

令他担忧的是,自1997年7月1日以来,中央政府一直在中国香港实施《基本法》方面发挥作用。例如,《基本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解释法律。

普通法中没有解释法律这种东西。例如,去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NPC)在他的最后一句话中说,中国香港将实行“一地两检”。在这方面,人们有很大的疑问:中国香港的法治是否仍然是过去一个世纪的法治,还是已经渗透到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法治之中?这方面令人担忧。

陈京生直言不讳地说,人大对法律的解释是被迫被香港人接受的。

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过去的五次解释中,他认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伍嘉陵案最终判决的第一次解释对中国香港的法治影响最大。第一种解释是推翻中国香港终审法院的判决。

法律的解释和立法的改变将影响普通法概念。到2016年,前行政长官梁振英和香港政府就梁松恒和游慧珍在立法会宣誓就职的新青年政策申请司法审查。时任全国人大主席张德江突然提出要求在判决前解释公职人员宣誓就职的法律,并于同年11月获得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最终导致包括梁佑在内的6名立法会议员席位被撤销。

陈京生指出,对所谓DQ事件的解释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该事件已经在中国香港启动了司法程序。中央政府匆忙做出解释,令中国香港感到惊讶。

此外,它不仅是对法律的解释,而且还增加了一些内容。口译文件中增加了两句话。在选举中,一国两制也必须得到支持。

对《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的解释与参选无关,但最终结果是,中国香港的钟池周庭被取消参选3.11立法会补选的资格。一个不是法官而被称为选举主任的人认为她不支持一国两制,所以不允许她参加选举。

他直言不讳地说,最新的解释不仅是一种解释,而且是立法。

该法还有两句解释,说它也适用于竞选。这既是法律的解释,也是立法的解释。

从普通法概念来看,这种机制的存在是极不可取的。

政治干预法治有法律解释的存在,这使得中国香港的法治或多或少受到政治干预和影响。

陈京生说,竞选的决定是由一名政府官员做出的。他批评这是法治的倒退。

就立法而言,由政府官员或受政府结构制约的官员而不是独立人士或司法官员来决定法律的法治并不理想。

他解释说,法治并不符合法律的每一个字,因为立法中也有限制。

他补充说,虽然当局一直强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基本法》的解释符合《基本法》,但这并不符合中国香港的法治。在这方面,它有多可信?他希望中央政府在解释法律时尽可能谨慎。

一根接一根的稻草终于压垮了骆驼,希望香港人能够站起来,争取NPC常委就高铁西站的九个站同地办公作出最终决定,并重新绘制中国香港的地图。

他认为,中国香港的法治问题,是当前形势一个接一个积累造成的。

最后一根稻草使骆驼无法驮着它。

他列举了同地办公和共同检查的例子。例如,当局有机会做得更好,将该法律加入附件三,或由国务院正式重新绘制中国香港的地图。

然而,其目前的实施方法是由中国香港政府自己适用。在这方面,令人感到中国香港政府是否已将领土割让给自己。他认为,立法局目前正在审议的同地共检条例草案,在这个过程中很难提出质疑,因为立法局现在由当权派控制,特别是所谓中央政府的支持。

然而,唯一一次立法会被赶下台的事件导致政治改革遭到拒绝。创始成员一开始没有向选民解释,而是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联络处。中国香港立法会的独立性似乎受到质疑。

人们普遍认为,随着当权派控制议会,23项立法有机会卷土重来。

陈京生强调,法律界反对如何立法的问题。因此,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立法,立法的严密性,以及立法是否合理。立法是否应该在保护国家安全和香港、中国一贯的自由和人权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他认为如果要颁布立法,标准将比2003年更加严格。

陈京生还提到,新任律政司司长郑若华一上任就卷入了非法建筑事件,认为事件令公众对律政司司长失去信心。

当然,律政司司长作为政府的法律顾问,扮演重要的角色,并主持中国香港的所有公诉工作。因此,她自己的行为也给人的印象是,中国香港政府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律师协会应该为人权说话在今年的律师协会选举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竞争。

陈京生说,当他在2003/04年担任主席时,现任主席迪克森是副主席。他很了解戴秉国的能力,称赞戴秉国是一个有爱心、擅长人权案件的人。

在目前情况下,大律师公会主席更具挑战性。

当然在人权方面、在立法方面是应该采取负责的态度,觉得不对就应该出声,为反对而反对是无谓的。当然,我们应该在人权和立法方面采取负责任的态度。如果我们觉得有什么不对劲,我们应该大声说出来。为了反对它而反对它是没有意义的。

然而,主要原因是,如果它认为达成平衡是错误的,它也应该大声疾呼。这也是民主社会应该具备的制度。

他坦率地说,维护法治不能仅仅依靠法律职业。他希望法律界能唤醒在中国的香港人认识他们的权利,提醒市民,并就政府的办事方式发表一些公众意见。

在目前情况下,香港人也应该站起来,以和平和非暴力的方式争取自己的权利。我也相信自由和民主是全人类和世界的顺利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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